Conflictual screen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 对话的艺术：冲突式放映作为方法 (2024)

This public project is co-created by Regina and Yawen.

对话式的公共艺术dialogue-based public art

对话式的公共艺术（dialogue-based public art）旨在促成不同的群体间的对话。和传统的艺术形式不同，艺术家在其中创造的不是放置在美术馆中的物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提供可供讨论的语境和空间而非现成的结论。这类作品不是由艺术家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和参与对话的个体共同创作的。

Suzanne Lacy，Annice Jacoby和Chris Johnson在1994创作的《屋顶着火》（The roof is on Fir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美国媒体总是把拉丁裔和非洲裔的青少年塑造成有愤怒的，有暴力倾向的，难以交流的形象。针对这些刻板印象，这三位艺术家邀请了少数族裔高中生在停放在屋顶的汽车里交流他们遇到的种族问题， 并且邀请了当地的居民和居民前来旁听。这场对谈打破了人群间的分化，它不仅创造了不同族裔的人在物理上的聚集，也挑战在场的人知识系统和固有认知。这场屋顶上的火也促成了后续的对话的发生，包括这些高中学生和当地警察之间的讨论，记录这些对话的录像带后来也被长期使用在警察的培训材料中。

同年，艺术组织WochenKlausur创造了针对有毒瘾的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的跨界对谈。当时的瑞士右翼党派认为协助药物滥用者的社会组织会对缉毒执法不利，政府也减少了对相关社会服务的支持。但于此同时，那些身陷毒瘾的性工作者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即使受到顾客或是老板的威胁也无法向警方求助，并且她们大部分都无家可归。WochenKlausur邀请了苏黎世市长和四位议员，两名检察官，警察局长，报纸主编，以及药物成瘾领域的专家一共60人在湖上的一艘船上交换信息并讨论他们的观点。在这个漂浮在水上的流动空间里一种新的共识促成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性工作者需要庇护所，并且卫生部愿意承担大部分的费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这些性工作者都获得了一个可供休息的场所。

当不同的人进入同一个空间，新的对话和关系产生了，在其中旧的知识被瓦解，新的共识被创造。这些共识的达成并不建立在忽视现有冲突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开地谈论争论性的事件与观点后，共同协议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虽然对话本身是暂时性的，但由这些对话出发，发展出的个体的认知改变和社会介入的形式可以是长期的。


放映作为对话空间

放映是非常适合对话发生的场域：影片提供了问题的文本，活动本身提供了聚集的空间。而在发起以及参加过很多场放映活动之后，我们意识到大部分放映都只在停留在播放这一件事情上，映后的讨论很多时候是被弱化的，它可有可无，点到为止，停留在很浅的表达上，还没有形成深入的对话。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其中看到很多有可能性的瞬间，让我们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巨大潜力。

我们重视映后讨论，我们认为这是和放映影片本身同等重要的。映后的交流可以从纪录片本身出发聊到其聚焦的社会问题，它应该是更具有批判性的，有碰撞的，它可以创造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影片在这里甚至更像是一个中性的材料，或者中性的媒介，它需要被激活，让映后交流可以从影片所谈论的问题出发，继而衍生出更深度的讨论（如批判导演在影片中的创作道德，问题的现状，后续行动的可能）。

纪录片本身是导演的创作，镜头的调度和素材的选择都是主观的。但映后对谈可以让“创作”和“主观”从单数变成复数形态。观众从影像文本出发，重新解读导演的意志，从自己的经验知识出发，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放映也可以是一种更民主的创作形式。放映也可以产生对话式的公共艺术。


冲突作为放映方法

那么，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放映方法——冲突式放映。之所以这样起名是因为我们强调讨论中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我们会在两个方面去策划。

首先，我们希望对于纪录片的伦理有更强的批判性，我们不会对谈导演而是会邀请被拍摄群体作为嘉宾一起观影。

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影像形式，它具有社会批判和介入的本质。它为边缘的弱势的声音存档，与宏大历史的叙事对抗。和文字记录相比，它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人，和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不同于抽象理论的具体的人。

但于此同时，正如苏珊桑塔格的论述：镜头是武器，摄影是对于受害者的剥削。纪录片的侵入性是无法完全消解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很多时候导演在创作中得到的要比被拍摄者多很多。

我们邀请被拍摄群体作为嘉宾一起观影，更有批判性地去观看和讨论拍摄者的记录方法。这并不是想否认导演在其中的贡献，而是想要探索一种更加不具有剥削性质的纪录片呈现方式。

回到谁是创作者的问题，手持镜头的人自然是创作者，但我们认为被拍摄的也是创作者，生活就是他们的创作，他们在镜头面前的呈现也是创作。他们的创作者身份需要被认可。 

并且如果在放映和讨论我们还都只聚焦于创作者的意图，那么我们想要聚焦的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者受害者是不在场的。他们是沉默的，或者说是被消音的。我们无法只通过影像和他们产生对话，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需要在现场，需要作为真正的主体开口说话。

他们的直接参与也为讨论定下了去精英化的基调：我们的讨论拒绝抽象的学术大词，我们要去谈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方法，具体的人。

第二，我们还想要鼓励对话中的冲突。冲突是需要被学习的，如何在平等对话，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反驳他人的不同意见并不是一种本能。很多时候我们处理冲突是暴力性的，我们让他人闭嘴消声，或者拒绝他人的观点，拒绝交流。又或者我们一昧的否认差异的存在，为了表面上的融洽而拒绝承认差异和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关系是政治实践的最小单位。我们的放映现场是一个临时的公共空间，在其中我们重新去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去处理不同的观点，与观点不同的人相处。我们需要去学习承认差异性，与差异共处，即使我们之间有诸多不同，也依旧可以坐在一起，共同构想一个更好的社会形态和可能的介入方式。

对话可以是粗糙的，摩擦性的。我们想要减少在交流中减少虚假的共识，因很多时候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共处没有异议是一种对弱势者的消音，是将政治（politics）简化为镇压（police）（朗西埃，2004）。

我们想要更大程度上去探索纪录片这个媒介的社会价值：摄影机是一种介入，纪录片是一种介入，我们希望放映也是一种介入的形式。 



参考文献

Kester, G.H., 2004. Conversation pieces: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ar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Rancière, J., 2004. Introducing disagreement.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9(3), pp.3-9.

Sontag, S., 2021. On photography. Routledge.